
编者按配资论坛app下载
一跃飞天,定格英姿;妙笔传神,镌刻永恒。《“飞天”凌空——跳水姑娘吕伟夺魁记》,是光明日报新闻特写经典之作,荣获1982年全国好新闻奖,并作为范文入选中学、大学教材。这篇由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、光明日报资深记者樊云芳与夏浩然联袂采写的稿件,融体育之美与家国之情于一体,文辞凝练、气韵生动。
没有专业优势,便恶补知识、深耕细节;不擅外语交流,则巧用观察、以情动人。避开通稿比拼,凭特写破局,持细腻笔触,向读者再现新闻现场。当年,樊云芳、夏浩然受命远赴异国采访,直面语言不通、竞争激烈等困境,从胆怯到坚定,再到突围,完成了一次令人拍案叫绝的蜕变。
《“飞天”凌空》惊艳文坛,扩宽了新闻的写作范式,彰显了弱者不甘平庸、强者勇于拼搏的精神力量。愿读者能从“光明照见”的这次回忆中,汲取直面困境的底气、勇于突破的锐气,在人生赛场上,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
《“飞天”凌空》诞生记
文 | 樊云芳
1
不懂英语,我却准备“练兵亚运”
那是1982年8月,报社想让我出国一次,去印度新德里采访第九届亚运会。“祝贺你,你是报社驻省记者中第一个出国的人。”记者部主任卢云笑嘻嘻地通知我。
但这个奖励,在我心中引起的恐慌大于兴奋。因为自打走出大学校门,我基本上与体育就绝了缘,除在电视上看看女排外,其他都不大关心。
像我这样一个“体育盲”,去采访一个国际性大型运动会,能胜任吗?更何况在新德里通用英语,而我在大学学的是俄语,去了以后,岂不寸步难行?又怎能采写稿件?
因此我表示,如要让我出国,最好参加个代表团,既有翻译、又有领队,到处逛一逛挺自在。要派我出去采访,恐怕连一篇稿件也发不回来,肯定要出洋相。
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开幕式中国队入场(来源:新华网)
卢云说:“放心吧,这次主要是让你开开眼界,报道么,能够上一二篇就行,主要靠夏浩然,他是老体育记者。”
既然如此,那就去吧。
11月下旬,我提前来到北京,做采写准备。这时,才发现“上当”了!
这次记者团有近百人,阵容很大。各报派的都是内行,而且都会点英语。像我这样,既是“体育盲”又是“英语盲”的,极个别。
国家体委召开过一次记者团会议,我看很多人相互之间都很熟悉,在一起谈笑风生,议论这一场球赛、那一个队员。而我则像进入一个陌生世界,一切茫然无知。
这时我体会到,记者这个职业,就像体育运动员一样,只要你一踏进“场地”——特别像这样众目睽睽的“场地”——就必然面临竞争。尽管有一百条理由,为自己辩护,但别人可不管你那一套。
怎么办?现在打退堂鼓,还来得及。但夏浩然鼓励我说:“怕什么!别人能搞的,我们也能搞。放心,多了不敢说,发回10条、8条消息没问题,我们搞合作好了。”同时,他又慷慨地把体操和跳水等优势项目分给了我。
真是老天有眼,碰到这么一个高风格的合作者。
行了,那就干吧。
2
不懂跳水,我却要写“新秀夺魁”
我跟夏浩然一起分析亚运会形势,拟定报道计划。
在我国当时体育运动项目中,具有世界水平、有把握或有希望能在亚运会上夺魁的有:体操、跳水、跳高、乒乓球……但这些报道重点,譬如乒乓球,须经6至10个小时,稿子才能送达报社,时效上与新华社无法匹敌,而光明日报的读者,当然不喜欢看“旧闻”。
写人物通讯吗?
通讯一般来得慢,难以在比赛后马上发出。写得再好,一旦成了“马后炮”,也索然无味。
于是,我们想到了“新闻特写”这个形式。
跳水是一种力与美相结合的运动。我国跳水水平属世界一流,如果选择赛场上一两个特写镜头,向读者展示中国健儿的英姿和胆魄,不也很好吗?
新闻特写,形式短小,精悍、生动、活泼,不仅不会跟新华社稿“撞车”,而且更能以别具一格的形式和内容,去补充和丰富整个亚运会报道。
如果说,快与全是新华社的优势,那么,光明日报就应以文字优美、格调抒情见长;如果说,新华社用广角镜头勾勒亚运会波澜壮阔的全景,那么,光明日报则该运用望远镜头,向读者提供赛场上的人物特写。两者互为补充,相得益彰。
于是,定下来了。写跳水!写一个夺魁的新秀,写他(或她)在比赛中最完美的一个动作、最精彩的一个瞬间。
可这对于我,又出了个大难题,因为我从未接触过跳水。
我打听了一下,每个跳水运动员在比赛中,要跳8至10个动作,其中4个是规定动作,其余是自选动作。这些动作有向前翻腾,有向后翻腾,有先倒立后翻腾,有翻腾带转体……即便同一个动作,各个运动员跳时也风格迥异,外行看起来只觉眼花缭乱,连什么动作都识别不清,更难评判孰优孰劣。
好在有夏浩然。这个坚强后盾给我拿来约有2寸厚的剪报资料,全是有关跳水和体操的,里面有的介绍运动员,有的报道国内外重大比赛,内容相当丰富。
我花了3天时间读完这些“干货”,对其中有用的东西,如新秀的背景材料、比赛的精彩描绘,一一作了摘录。
然后,夏浩然又把我介绍给国家跳水队。我便开始天天去跳水馆“上班”,坐在泳池旁,一面辨认动作名称,一面观察每个运动员的神态、气质和风格,并随时记下自己灵感的火花。
“她就像一支轻盈的箭,笔直地插入水中。”——这是指周继红。
“他颀长、健美的腿充满弹性,在跳板上迈了几下轻盈优美的舞步后,突然起跳,向空中飞去。”——这是指谭良德。
“她那旋风般的空中转体,气势磅礴,但同时又保持优雅的体态,简直不可思议。”——这是指吕伟。
…………
一星期后,我选择了四名运动员:谭良德、李艺花、周继红、吕伟——他们最有希望夺魁——分别给他们每个人写了一篇预备稿。
中国跳水运动员吕伟
为什么要准备四篇?因为谁能摘桂,当时还是个未知数。赛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,多写几个,有备无患。
到11月底,我所作的摘录、笔记、随记及预备稿,加起来已超过15000字。
有这15000字打底,我心里变得踏实多了。
3
渴望竞争,渴望胜利
很快就要启程了,护照已办好,机票也拿到手,但气氛却突然紧张起来。
记者团中的“先遣队”从新德里传回消息:运动员居住的亚运村控制极严,官方宣布不准入内采访;各国记者都住旅馆,食宿自理,更无翻译一说;比赛共有21个项目,分散在新、旧德里17个场地,交通主要靠“的士”……
这些消息令我胆寒:夏浩然和我都不懂英语,去后吃饭点菜、叫出租车都很困难,更谈不上向当局采访亚运会的情况了,又看不懂当地报纸相关报道及散发的材料,也无法同各国新闻记者进行交流,这不太窝囊了吗?
又“瞎”又“哑”,这简直失去了作为一个记者的基本手段!我真不敢想象去了之后如何行动。
樊云芳在采访中
报社外事处处长突然把我叫去,深表同情地说:“这次派你去采访亚运实在考虑不周。这样吧,你就别去了,等以后有机会。”
这很难堪。但我也没法,回记者部一说,卢云却不以为然:“这叫什么事?临时变卦?不要怕么,你是做了充分准备的,去闯一下,不见得一筹莫展?我去跟外事处商量,还是让你去,而且预祝你采访成功!”
就这样,我登上了波音747。
飞机刚出境,空中小姐就一连送来两张英文表格。面对陌生字体,我不知所措,只好厚着脸皮让邻座帮忙。
往日的自信和闯劲,哪儿去了?!我骂自己。我明白,现在已是“兵临城下”,又强手林立,此时此刻,假如不把自卑情绪打掉,那么等来的只有惨败。
在曼谷,我们换乘了联邦德国的班机。飞机进入夜间飞行,舱外漆黑一片,舱内旅客昏昏欲睡。可我睡不着,搜索枯肠,想出种种理由,为自己壮胆鼓气。
我想,既然自己已跻身于记者队伍,从某种意义来说,就得以“竞争”为天职:只有你的新闻比别人“新”,写得比别人精彩,才能赢得读者。竞争,就是去跟强手较量,假如一踏上场地便胆怯,一遇到强手就退缩,那还竞争什么?!
这次采访,不正是锻炼自己的胆略、勇气的好机会吗?只有竞争,才能竞出水平,自己为什么怕呢?
生活中的樊云芳
我又想,自己是做了准备的,并非仓促上阵,且具有一定写作能力——客观条件并非都是劣势,虽不懂英语,但体育运动是“国际语言”,只要自己能进入比赛场地,开展现场采访,不懂英语的缺陷是可以弥补的。弱点和困难应该重视,但也无须夸大。
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:“两军相逢勇者胜。”
我想起歌德的名言:“假如你失去了财富,只失去了一点点;假如你失去了名誉,就失去了很多;假如你失去了勇气,那就失去了一切。”
看来,我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真正可怕的,也是最可笑的,是自己的胆怯和自卑。而这种精神状态,完全是自己吓唬自己,再蠢不过。
天亮时,到了新德里。我觉得自己已经掀掉了那块压在心上沉重的石头,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。我理直气壮地走在记者们中间,不再自惭形愧,心中升起了另一种渴望——
渴望竞争,而且渴望胜利。
4
要独辟蹊径,要引人入胜
一开头,情况不太妙——
饭店吃饭,只能跟在懂英语的记者后头,请他们买,或他们点什么,我们也点什么;
出门采访,也做人家的“尾巴”,别人叫了出租车,我们也跟着坐上去,而且赶快掏钱付车费,免得人家说我们“揩油”。
但过了几天,情况好转了。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,譬如“米饭”、“大虾”、“邮局”等,自己也学会大模小样地买饭点菜、叫出租车,甚至可以用手势跟司机讨价还价。
走到哪里,我口袋里都揣张交通图,把运动场用红笔圈出来,一迷路,就招手叫“的士”,“按图索骥”,把我们送去。
那么,剩下的只有一件事:抓紧现场采访,全力修改稿件,争取把报道搞得精彩一点。
夏浩然和我仔细研究,觉得原来的预备稿,写得平平,没有特色。原因有两个:一、稿子里用了不少形容词,如潇洒大方、舒展优美等,但究竟怎么个潇洒、怎么个优美,缺乏具体形象的描写,缺乏感染力;二、关于跳水,在过去的报道里一些通用的比喻,如“大鹏展翅”、“雏鹰飞翔”、“金童戏水”、“仙女跃波”等等,给人以雷同和陈旧之感。
显而易见,要想稿子别开生面,一是要把跳水动作写细写活,将其无穷魅力充分展示于读者面前,如临其境、如见其人;二是描写切忌俗套,凡以前报道中用过的比喻和描绘,尽量不用,要独辟蹊径,要想出独特、新颖的言词来,这样才能引人入胜。
于是,我又抓紧时间,到将要进行跳水比赛的达卡多拉游泳场,去看运动员们的赛前训练。虽然这些动作已很熟悉,但我还是饶有兴致地坐在池边,苦苦思索,尽可能再挖掘一些新东西,补充和修改预备稿。
5
一个特写镜头,一次完美描述
关于吕伟,我写了她的自选动作5136。
为了写细写活,我把这高难动作分解成四个部分,徐徐写来,字里行间,都在“高、险、难、美”四字上做文章。
1982年11月25日《光明日报》刊登《吕伟一鸣惊人夺得女子跳台跳水冠军》《“飞天”凌空》两文
文章一开头,我就把一个特写镜头推向读者——
“她站在10米高台的前沿,沉静自若,风度优雅,白云似在她的头顶漂浮,飞鸟掠过她的身旁,那是达卡多拉游泳场的8000名观众一齐翘首而望,屏声敛息的一刹那。”
这一节的写意,突出跳台之高和人物之勇。要从10米高台下跳,是需要一点勇气的,所以跳水亦被称为“勇敢者的运动”。
达卡多拉游泳场的跳台在室外,蓝天的白云下,盘旋着黑色飞鸟,从地下往上看,悬在半空中的跳水运动员,确有立于云端之感。
在这里,写白云和飞鸟,是为了突出“高”,给读者一个视觉形象,从而反衬运动员的自若与优雅,突出她的勇敢无畏、视险为夷。
第二段——
“轻舒双臂,向上高举,只见吕伟又展开身体,笔直得像轻盈的箭。‘哧’地插入碧波之中,几股白色的气泡拥抱了这位自天而降的仙女,四面水花悄然不惊。”
决赛那天,吕伟水花压得特别好,以至于在她入水之际,立于泳池旁边的我清晰看到:在碧绿的池水中,几股白色的气泡如一朵莲花从池底升起,吕伟从“莲花”中心穿越而入。
我灵机一动,立即把这个美妙的细节补充进稿件。
前面4段,共310字,组成了对吕伟这个跳水动作的完美描述。这是文章的主要部分。
剩下就是对现场气氛的描述了。这是在赛场上,我一边看比赛,一边记录下来的。要说现场气氛,最令人信服的是观众反应。
所以,我在稿子里6次请观众出来“亮相”和“发言”,如写观众“屏声敛息”、“眼花缭乱”、“跳了起来”、“如梦初醒”、“沸腾”、“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”……最后,还引用了观众的一句话来点明文章主题——
“当一个印度观众了解到这两个姑娘是中国跳水队中最年轻的新秀时,惊讶不已。他说:‘了不起,你们中国的人才太多了!’”
至此,文章戛然而止。全文约550字。
6
团结与合作,比什么都重要
誊清稿件,夏浩然和我立即赶到新闻中心去发稿。对我来说,这种写法以前也没有尝试过,不知编辑部能否接受。
我们只有听天由命。
到了第3天,信息反馈回来了,报社编委会通过我国驻印度大使馆转来一封慰问电,表扬我们发回来的几篇稿件“结构新颖、文字优美、别具一格、短小精练”,并希望“再接再厉,一鼓作气,出色完成任务”。
稿件成功了!夏浩然和我跑到餐厅,叫了几个好菜,干杯庆贺,自得其乐。
《“飞天”凌空》入选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
新德里的日日夜夜,是难忘的。
在那种时刻,团结与合作、支持与谅解,比什么都重要。夏浩然和我互相鼓励,不管怎样,一定要完成任务,还要想方设法做到锦上添花。由于不懂英语,很多事都要去求人,任务又急,容易发火,我有时不免叫嚷几句。
但叫嚷之后,我们彼此还能互相体谅,依然同心协力。为抢时间,我们常常一个人写,另一个收集资料,或一个人写,另一个抄誊稿件。一抄完,立即赶往尼赫鲁体育场新闻中心去发稿。
其他报社记者都认为,“光明日报两个记者团结得不错”。
在那远离祖国、远离报社的异国他乡,我们深切感到,真诚的友谊是多么可贵。同行的记者,有些懂英语,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任务,工作也异常紧张繁忙,但对我们还是有求必应。他们帮我们联系进亚运村采访,每天登在报纸上的比赛项目与场次、地点,他们主动翻译给我们听。
记者朋友的无私帮助,使我们得以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。
这次第九届亚运会的采访,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:新闻特写《飞天凌空》,荣获1982年全国好新闻奖,新闻特写《中国人的形象》与通讯《祖国,我们为您拼搏》(同样与夏浩然合作),分别被评为全国30年体育好新闻得奖作品与表扬作品。
1982年11月24日,《光明日报》刊登《中国人的形象》一文
得了奖,固然高兴。但回顾这次不同寻常的采访,我最大的收获还是锻炼了自己的竞争意识,锻炼了胆略和自信,这些对一个记者来说,实在是必不可少,而且往往是在关键时刻,能扭转乾坤。
来源:樊云芳著《记者梦》
原题:《当处于弱者地位的时候——第九届亚运会采写录》
本文有删改
作者简介

樊云芳,1945年5月生于上海配资论坛app下载,1962年入学复旦大学哲学系,1978年10月调入光明日报工作。其长篇通讯《追求》、新闻特写《飞天凌空》等被作为范文选入大学与中学教科书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她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十年来中国最有影响的400多篇新闻报道,总结规律后,提出中国新闻要摆脱“平面报道”模式、走向“全息摄影”的概念,引起新闻界同行重视。同时,与其他记者合作采写《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》等具有重大影响的“全息摄影式”新闻报道。1989年,其理论著作《中国新闻文体大趋势》和新闻札记《记者梦》同时出版。1991年底,获中国首届范长江新闻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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